“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七位作者 今何在

.本人喜欢收集一些历史类的东西,希望没有打扰到各位长期关注本博客的看客们。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署名是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大字报贴出后,在北大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多。当晚,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来到北大,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贴在外边,强调“有组织、有纪律”和“内外有别”。6月1日晚8时30分,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文化革命的烈火,这张大字报也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的领衔人聂元梓早已“大名鼎鼎”,“文革”中成为著名的北京高校五大造反派领袖之一,但共同署名的另外六人则鲜为人知,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和后来的命运如何?笔者根据所掌握的一些资料,介绍一下这七位作者在“文革”中的表现和“文革”后的情况。

  1. 聂元梓,女,河南滑县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调入北京大学,1963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第一张大字报发表后,闻名全国。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1966年9月,聂元梓成为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11月8日,领衔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随后,率队前往上海串连,煽动群众造反。1967年,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在校内迫害干部、教师和反对自己的学生,在社会上到处插手夺权;1968年3月在校内发动大规模武斗,其支持的“新北大公社”打死无辜群众3人,打伤數百人;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终止了她在北大的权力;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先后在江西鲤鱼洲、北京新华印刷厂、北大仪器厂参加劳动。聂元梓于1978年被捕,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关押在延庆监狱。1984年12月保外就医,1986年获假释,化名“王兰”,寄居在亲友家,曾从事经商活动。近年来,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住房、养老、医疗等待遇得到落实,还经常外出参加一些活动,也有不少人到她家拜访。2005年,在香港出版了《聂元梓回忆录》。在《回忆录》中,聂元梓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行,为自己的行为鸣冤叫屈。
  2. 宋一秀,“文革”前是北大哲学系教师。大字报的第一稿是他起草的,但其他人不满意,改由杨克明起草。“文革”前两年,他一直站在支持聂元梓一方。1966年11月8日,他在《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上签名。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后,部分原“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写了一份题为《历史的教训》的大字报,批评本派头头聂元梓、孙蓬一打派仗、搞武斗的极左行为,送给宋一秀看,宋说写得很好,并建议加个副标题《致聂元梓、孙蓬一的公开信》,于9月12日贴在校园里,引起了很大反响。“文革”结束后,继续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有两个: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理论。著有《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中、下,与黄楠森、施德福共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程》(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现代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许全兴、陈战难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国现代哲学史》(许全兴、陈战难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等。据北大哲学系网站公布:2015年7月3日,宋一秀教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3. 夏剑豸,“文革”前为北大哲学系教师,“文革”中受到聂元梓重用,曾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新北大公社”总部负责人。1966年11月8日,他在《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文革”结束后,继续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论》(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代家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著作。在曹玉文主编的《西方人看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后记》中提到,“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夏剑豸教授等也对提纲提出过重要修改建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四卷(修订版)的《编者的话》中,写道:“对本卷提出评审和修改意见的有……夏剑豸等同志,他们对初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阅。”
  4. 杨克明,又名杨适,生于1932年,安徽当涂县人。新中国成立前,在南京读中学时即参加学生运动并入党,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留校任教。大字报的实际执笔者。1966年8月,他和聂元梓一起列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曾任筹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校刊《新北大》主编,后因与聂元梓有不同意见,被聂元梓撤职。1967年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新北大井冈山兵团”。1969年工宣队进校后任革委会委员,1971年当选为中共北大第六届党委会委员。“文革”后,继续在北大任教,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中西文化与哲学比较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人民出版社,1982年)、《哲学的童年——希腊哲学发展线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等。2014年,笔者曾到杨克明老师家拜访。杨老师虽已年过八旬,但精神矍铄,讲述了当年写大字报的情况,还拿出当年大字报底稿的照片给笔者看,并与笔者合影留念。
  5. 高云鹏,“文革”前系北大哲学系教师,“文革”初期曾被派到北大汉中分校任负责人,介入了当地两派争斗。1968年回校后,被聂元梓派到“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在44号楼坐镇。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1970年7月27日,全校召开批斗高云鹏大会,揭发他在1967年8月19日炸毁汉中运输公司大楼流血事件中的问题(在此事件中有18人死亡),宣布把高云鹏交由汉中地区法院处理。后来,汉中地区法院查明了事件的真相,高云鹏并无责任,被无罪释放。1980年回到北京,被借调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1989年回到北大后,进入心理学系,任培训部主任、教授,著有《开发自我:脑、社会和心理》(与荆其诚合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心理实验纲要》(与陈舒永、杨博民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6. 李醒尘,1937年7月28日生于辽宁省盘山县。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留校任教。1966年5月25日,未参与大字报讨论,是临时加入的,也是最后一个签名的。“文革”开始后,曾在北大驻上海联络站工作。1967年后,因不满聂元梓的所作所为,曾参加反对派组织“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文革”结束后,一直任教于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北京市哲学会美学专业委员会会长,著有《西方美学简史》《西方美学史教程》,也曾与谢冕等人参与国内诗歌活动等。退休后,在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美学。
  7. 赵正义,“文革”前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文革”前两年站在支持聂元梓一边。工宣队进校后,1969年任校革委会委员,1970年9月任哲学系副连长,1972年5月任总支副书记,是个从事党务工作的专职干部。据北大哲学系网站公布,赵正义于2008年9月15日逝世,享年78岁。
    当年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个作者在“文革”中曾分为两派,杨克明和李醒尘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文革”结束后,除聂元梓、赵正义外,在业务和学术上都有所建树,都是教授,著作颇丰。赵正义和宋一秀已经去世,最年轻的李醒尘80岁,其他人都已80岁以上了。

摘录自:党史博览 2017年7期

第一张大字报内容

《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5月8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4月14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5月8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领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1500卷书,1400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

【注释】
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上。该期简报登载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新华社六月一日全文播发,《人民日报》等报刊六月二日刊载。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佩云,当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此后不久,他们均被错误地撤销领导职务。聂元梓,当时任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后因反革命罪于一九七八年被依法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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